“1956年6月4日19点05分，塔台还有消息吗？”值班报务员压低嗓子冲刘亚楼问道。指挥大厅里只能听见电报机的“噼啪”声正规期货配资，谁也不敢大口喘气，生怕错过那一道久违的呼号。
两小时前，毛主席的里—2专机从广州北上，原计划绕过衡水后便直切北京西郊机场，可天公并不配合。高空雷雨系统突然铺成一堵黑墙，主、副两机跟地面全部失联。与其说大家担心技术，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心头那一丝“万一”打鼓——主席年过六旬，一旦空中出事，后果不敢想。
镁光灯下的毛主席其实并不排斥坐飞机。恰恰相反，他用“坐给飞行员看”这种方式，为刚组建不久的空军打气。新中国航空资产里最抢眼的就是苏联援助的里—2、伊尔—14。里—2性能算不上先进，却胜在熟。刘亚楼那天原本想用伊尔—14，可飞行员“手感”不足，他琢磨半天还是咬牙挑了两架里—2：8205当主机，8203当先导。
5月南下广州是主席首次乘国产机队执飞。起飞前，他拍拍刘亚楼肩膀，“咱自己培养的飞行员，心里踏实。”结果一路气流闹腾，飞机晃得像筛。别人吓得脸白，主席却悠闲地翻书，还和警卫李银桥逗嘴：“这就算按摩啦！”八个小时落地，他第一句是：“真快，当天就到珠江边。”所有人笑得像出了一身汗。
视察完华南，返程的戏份更紧张。河北上空的雷暴群几乎堵死直线路径，机长胡萍和领航员对照简陋气象图只看出一句话：往里钻必翻车。于是他扭把向东折返沧州，再从天津门户切回。机上高度表不停跳，机腹被气流拍得“咚咚”响，毛主席放下书看看窗外，淡定一句：“今晚不用开电扇了，够凉快。”
19点17分，塔台终于捕捉到主机呼叫信号，刘亚楼按住耳机，嘴角抖了抖，“好！保持航向零七五！”十五分钟后，机轮触地。舱门一开，刘亚楼快步冲到舷梯口，拍着胸口：“主席，可把我吓坏了。”毛主席笑眯眯扫了他一眼，“你不是说我们飞行员还嫩吗？这下露馅了吧？”一句话，把满场的紧张瞬间化解。
这场空中惊魂让中央加了几条安全规程：非必要尽量走火车。但主席不买账。1957年到1958年，他仍连续二十多次登上伊尔—14。理由很简单——“空军需要我示范。”
一年后，归国华侨蔡演威的故事成为军中谈资。7月1日，北京到杭州，气象预报提示徐州—南京段有雷暴。刘亚楼劝：“换日子吧。”主席摆手：“小雨淋不坏人。”蔡演威记得很清：临起飞，司令悄悄问他，“真稳吗？”他回一句，“硬闯不行，但绕是绕得开的。”
飞机钻进厚云时下起中雨，仪表灯映得驾驶舱一片幽蓝。刘亚楼又跑来探头，蔡演威摊手：“云层不厚，就是闷。”抵达杭州大雨倾盆，跑道积水过轮。蔡演威加速入场，重落地带起一串水雾。客舱里掌声哗啦响，毛主席哈哈大笑：“闷归闷，总算比绿皮车省时。”他下机后得知机长是南洋归侨，便握手说：“海外赤子，顶得住风浪。”
时间推到1967年夏。武汉事件让中央调度进入应急模式，王进忠在天津东郊机库接到15分钟起飞命令，连航路都没来得及批。三架伊尔—18载着两百多名警卫向汉口插去。周总理夜里在王家墩临时布阵，等命令、改命令，飞机螺旋桨频转频停，机组只能原地蹲守。
凌晨，“主席要动”三个字从电话另一端飘来，王进忠破例让两名副驾驶顶班，自己亲自握杆。毛主席登机前还与余立金低声聊了几句，看不出疲态。飞机升空后，他推门进驾驶舱，问：“上海有多远？”王进忠答：“八百公里，一小时出头。”主席再问速度，又点点头离开。短短几句家常，却让紧绷的神经松了半截。
虹桥机场灯火阑珊，伊尔—18落地时跑道已经封闭警戒。机轮刚停稳，毛主席脚步轻快地走向舷梯，一扫夜色倦意。那次之后，他再未乘机。王进忠说，“想来是觉得空军已经可以自立，不必再用他来打气。”
不得不说，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空中插曲，才让草创年代的中国空军积攒了底气：能飞远，也能飞险；能护长空，更能护领袖。毛主席一句“露馅了”，露出的不是短板，而是底牌——我们的飞行员，顶得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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